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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自贸区发展 中国经济新引擎

系统控制 发布于 2013-8-24

8月10日,上海市长杨雄在出席“中国经济50人论坛”上海研讨会时透露,李克强总理今年上半年在上海调研时,曾三问上海市的主要领导,上海到底要政策还是要改革。这不仅是向上海市提出的问题,也是向全国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。用好增量,盘活存量,将地方上的存量通过改革找到盘活的出路。
顶层设计,统筹考虑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,追根溯源,统揽全局,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。国务院要求,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形成“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”,发挥示范带动作用,着力有利于打造中国经济“升级版”。
我国此前已经建立了与自贸区类似的六类特殊经济园区,包括保税区、保税物流区、保税港区等,但上海自贸区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。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亚太总部放在上海综保区,上海的国际影响力正在大幅度提升,而港口吞吐量又位居世界第一位,这些都为上海建立自贸区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。不仅是上海,重庆、天津市的滨海新区、浙江省的舟山群岛新区、珠海横琴新区等此前都曾参与争夺自由贸易区的归属权,竞争相当激烈。但相比之下,上海建立自贸区显然更具优势。以“上海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”为理念、目标,先行先试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,并逐步实现可自由兑换等金融创新,不断扩大上海对外开放,积极改善上海投资环境。  
图1:上海自贸区的地理位置

        
上海自贸区由洋山保税港区、外高桥保税区(含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)及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组成,共占地28平方公里。


和国内各类保税区不同的是,自由贸易区的最大特色是“境内关外”的特殊海关监管制度,即“一线放开,二线管住”。
所谓“一线”,是指自由贸易区与国境外的通道口,“一线放开”是指境外的货物可以自由地、不受海关监管地自由进入自由贸易区,自由贸易区内的货物也可以自由地、不受海关监管地自由运出境外;
所谓“二线”,则是指自由贸易区与海关境内的通道口,“二线管住”,是指货物从自由贸易区进入国内非自由贸易区、或货物从国内非自由贸易区进入自由贸易区时,海关必须依据本国海关法的规定,征收相应的税收。
 
上海自贸区发展方向
一是监管理念,包括经贸和投资管理模式转变,从货物管理转变为企业管理,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;
二是贸易的开放度,要有与国际接轨的多元贸易模式,扩大服务业开放,尤其是金融服务业;
三是政策的开放度,在贸易结算、税收优惠以及外汇政策等方面要更具优势。
 
上海没要政策 要改革
“当时他(总理)一再问我,上海是不是要改革,我说是,态度表得非常坚决,我说我们没要政策,我们要改革。”杨雄透露了一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调研时的态度,总理肯定了上海的积极和主动,敢于自己挑重担,并强调一定要把改革放在第一位,制度创新放在第一位。
 
重点突破制度创新
 “上海希望通过自贸区建设,在体制机制上有一个新突破,制度创新将作为自贸区重要的任务,这也是国务院7月3日会议上总理的明确要求。”杨雄强调。
为什么叫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,而不是叫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?就是因为上海建设自贸区要着眼于全国发展、着眼于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。因此上海建设自贸区的两个基本定位一是先行先试,二是争创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新优势。先行先试和争创新优势的方法在于制度创新,要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、便利化。“便利化”其实是监管理念的变化,思考的是“先查验、后放行”,还是“先放行,后查验”的问题。归根结底,就是政府如何定位、如何转变职能。上海在建设自贸区过程中,政府应当提供高效率、低成本的公共服务。上海自贸区应着眼于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和新一轮的开放,先行先试面对变化的世界,变化的优势和国内形势,并为下一步开放和下一步改革做很多实验。从国家层面推动上海建设自贸区着眼于国家战略。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认为,上海建设自贸区中,改革的重要方向是终结审批制,逐步建立“以准入后监督为主,准入前负面清单方式许可管理为辅”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。这样一来,上海就应当率先探索高标准的改革、开放和发展路径,既要有中国特色,又能够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范接轨。
 
改革红利助力转型
上海在建设“四个中心”过程中,一直困惑的一大问题是:现在上海的总部经济,即跨国公司总部加上投资公司和研发中心,落在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大概400多个,绝大多数是行政性质的,资金运作不在其中。同时上海的产业发展也碰到类似的问题。上海为他们提供了这么多的基础设施,可最有实际价值的却没在这里。上海的产业结构、经济实力、干部素质、企业家能力、就业人员资源等在全球都有一定优势,有基础通过改革创造出更多的红利。尤其上海在自贸区建设中,将涉及包括财税、金融、外汇、贸易在内的很多方面的改革,从而进一步推动上海把握“改革红利”。但要获得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红利,必须实行新的开放,由货物贸易开放为主转向以服务贸易开放为主。传统的开放模式包括货物贸易及加工贸易、劳动密集与资源禀赋型制成品出口,可在目前出口需求下降、资源争夺激化的大背景下,想继续获取全球化新红利,必须实行新开放,包括由单向引进开放转向双向互动开放;由降低关税壁垒为重点转向降低无标价壁垒为重点。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:“今后10年要做的事有两件,一是发展转型,二是进一步改革开放,如果两句话并成一句,就是用改革开放来推动发展转型。上海建设自贸区尤其要注重发展转型的途径,一是制造业的服务化,即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;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。上海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具备良好的条件,但在具体发展时需要牢记一条宗旨,就是企业才是原始创新的主体,要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,而不是由政府部门或机构指定创新主体。发展怎样的新兴产业,不应由政府决定,而是由企业自主决定,政府所要做的是顺势而为,因势利导。”
 
助力外贸转型升级
自贸区的建立将会促使上海成为继伦敦、鹿特丹之后另一大转口贸易港,对我国的外贸也将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。它采取特殊的监管政策和优惠税收,对一国内的转口贸易、离岸贸易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,对离岸金融和航运服务也有极大的推动作用。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则指出,要在制度设计上加大开放力度,进一步在服务领域扩大改革开放。上海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,这与管理模式的欠缺不无关系,不能用制造业的管理制度来推动服务业。服务业千差万别,具有多元化、个性化的特征,因此要给予企业自由活动空间。同时,可以加大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力度,从更大范围获得支持和资源。上海市长不要政策要改革,表达的是一个坚决而清晰的态度。所谓要政策,就是地方希望中央给予某些方面的政策倾斜,或是得到税收减免等方面的优惠,等等;所谓要改革,就是针对现行体制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之处进行改良,目标是向改革要红利。具体到上海自贸区的建设,作为一个新的开放试点,即是要让其成为新一轮改革的试验地,亮点是通过开放倒逼改革。见小失大、盘算很精,却疏于深谋远虑是难于成大事的,朱镕基前总理常说“决千金者不计锱铢”,没有这种气魄,是难以开拓新局面,难以承担历史重任的,杨雄市长“没要政策,我们要改革”的表态,正是清醒地看到了问题所在。简单地伸手要政策,不仅没有格局,也没有未来。上海自贸区建设,作为改革试验田,就是结构性改革。如在投资领域,通过建立“准入前国民待遇”和“负面清单”制度,推动审批制度的改革;在金融领域,则通过触及利率、汇率和资本项目等深层次的金融改革,为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创新积累经验。这样的改革,一定会不断释放出红利,不仅助益于上海,也助益于全国。
 
金融创新引关注
在自贸区试点内容中,资本项目下开放有举足轻重的意味。据悉,此次《方案》中曾明确提及,自贸区方案中企业法人可在自贸区完成人民币自由兑换,其实是把自贸区当成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田。
与此同时,上海市金融办副主任徐权日前也公开对外表示,自贸区的试点内容涉及金融方面的包括利率市场化、汇率自由汇兑、金融业的对外开放、产品创新等,也涉及一些离岸业务。但这也须预防国际资本尤其是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游资快进快出,通过这一平台进行疯狂套利。而一旦资本大幅度回流,将对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冲击,进而反过来影响整个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。
贸易要自由,金融须先行。在国际金融中心大框架下,上海已成金融政策的聚集高地,其政策聚宝盆令兄弟省区好生羡慕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把现有政策用足用活,发展民营经济是打造上海活力之源的根本。无论是国际经验还是兄弟省区的实践,没有民营经济大发展,光凭国有经济单打独斗,以城市作为载体的自贸区就很难走远走顺。上海已落户跨国公司运营总部400多家,但多半是行政运营中心,占了“窝”却很少孵出“小鸡”。上海跨国研发中心也不少,但研发产出却令人汗颜。究其原委,民营服务业不成气候,跨国研发因缺乏服务配套就很难做大盘子。

负面清单”将增外资信心
在国际条约实践上,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,对国民待遇采取了不同的规定。有些国家的投资条约无国民待遇的规定,以便保留其对国内企业或对外资提供优惠待遇的自由。不过,国际上大多数投资条约均规定了国民待遇,但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,对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采取了不同的规定。
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分类,对国民待遇分为准入前(pre-establishment)国民待遇和准入后(post-establishment)国民待遇。“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”将国民待遇延伸至投资发生和建立前阶段,其核心是给予外资准入权。
而准入前待遇又可以分为“有限的准入前国民待遇”和“全面的准入前国民待遇”,前者是指外资在准入前后阶段均享有国民待遇,但东道国通过“正面清单”、“选择准入”等方式保留对外资准入的部分自由裁量权;而后者则是通过“负面清单(negative list)”来保护某些产业和活动外,在准入阶段将国民待遇扩及所有外国投资者,大大缩小了东道国的自由裁量权。
如何引进外资,同别人合作呢?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,从改革中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,有正确的国家意志、市场观念、开放的商业意识。前国家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认为,干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振奋人的精神,增强人民的信心。人民的信心鼓起来了,相信你了,愿意与你合作了,那事情就好办了。
 
上海发展浙商方向,跟着党走在中国梦升起的地方为国争光。
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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